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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舌尖上的世俗智慧

時間:2020-01-29 18:08來源:京報網 作者:李靜 點擊:
說到底,不管寫多少“吃”的故事,阿城都是從最具體的吃穿用度去理解人,同時也能在其中感受到超越性的、人之為人的精神追求。《棋王》一語道破:“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于其中,終于還不太像人。”

 


 

        世間有兩個阿城。一個是以小說家身份名世的阿城。1984年4月,阿城的《棋王》發表于《上海文學》,憑借傳奇故事與古典白話小說的筆墨震驚文壇。隨后的《樹王》《孩子王》與之合稱“三王”,在當代文學史中被描述為“尋根文學”的扛鼎之作。“三王”也成為阿城最著名的標簽,錨定著他在當代文化版圖中的位置。但熟悉阿城其人的都知道,他當然不是一位職業小說家,“他既能畫畫、拍照,也擅寫小說、隨筆、編電影劇本,還有烹調、修護家具、組裝汽車等好手藝。”如斯全才,仿佛過著多重人生,被盛贊為“難以被化約的文藝復興人”或“坐擁世俗卻清明謙沖的智人”,乃是當代文化界傳說般的存在。

 

       不管是被簡化為“三王”的作者,還是被傳奇化為雜家與智者,若擁有一番知人論世的耐心,便會發現雙重形象下,阿城的核心追求始終如一。如他所說,“我最感興趣的永遠是常識”,“我們共通的財富是世俗經驗”。無論是講故事,還是“游于藝”,牽動阿城身心的,無外乎日常經驗與凡人俗事。在他眼中,生活可謂“遍地風流”。臺灣作家唐諾回憶說,阿城在臺灣旅居期間,導演侯孝賢安排他住在山里,事后阿城提出異議,下回能否住在永和豆漿樓上?只因為他無比熱衷于那個“更火雜雜、更熱鬧有人的世界”。

 


 

       而在所有世俗經驗中,阿城對于“吃”的描寫與體認,可謂濃墨重彩且寄托遙深。他在《棋王》和許多隨筆中,有著不少精到論斷。汪曾祺在對《棋王》的評論中認為,文學作品里寫吃得很少,而“阿城是一個認識吃的意義,并且把吃當作小說的重要情節的作家”。相應的,汪曾祺把《棋王》視作“關于吃和下棋的故事。”學者趙園也曾指出,阿城是少見的“赤裸裸地寫吃”的作家。《棋王》中有兩處“赤裸裸寫吃”的情節:一處是“棋呆子”王一生在火車上虔誠、精細地吃飯,不放過任何一個米粒,甚至連油花兒都要呷凈。這段描寫的是作為生存需求的“吃”。另一處則是知青們一起蒸蛇吃,“兩大條蛇肉亮晶晶地盤在碗里,粉粉地冒鮮氣”。用汪曾祺的話說,這寫的是“吃的快樂——一種神圣的快樂。寫得那樣精細深刻,不厭其煩,以至讀了之后,會引起讀者腸胃的生理感覺。正面寫吃,我以為是阿城對生活的極其現實的態度。”《棋王》確實代表了阿城對“吃”的基本態度,他尤其注重饑餓狀態下對“吃”的渴求,從生存的意義上看待“吃”,拒絕過度浪漫化和抽象化“吃”的行為。他在最樸素的意義上指出,“生道”和“棋道”,物質與精神,都是人之為人不可或缺的部分。

 

       這也就區別于文人談吃的傳統。雖然阿城身上也有很強的文人趣味,但他并非精致化地“雅舍談吃”,而是能在饑饉中忍受,在人群里觀察,從而游走于大俗與大雅之間,通達生存智慧與文化傳統。隨筆集《閑話閑說》里,他追溯“吃”的遠古基因:“中國對吃的講究,古代時是為祭祀,天和在天上的祖宗要聞到飄上來的味兒,才知道俗世搞了些什么名堂,是否有誠意,所以供品要做出香味,味要分得出級別與種類,所謂‘味道’。遠古的‘燎祭’,其中就包括送味道上天。《詩經》、《禮記》里這類鄭重描寫不在少數”。“吃”中有“道統”,有“傳統”,塑造了綿延千年的中國胃。而《有些食品需要重吃》一文,好似一部粥的文化史,既要從周代講起淵源,也不忘在不同地域間比較粥的文化。“曹雪芹晚年貧困,說他常‘啜粥’,可見曹雪芹是江南人,以粥為貧”。由“吃”見人,頗得“唯物”之法,可謂透辟。

 

       在《思鄉與蛋白酶》里,阿城寫出了作為中國人“活法”的“吃”。冬日翻書,涮羊肉一節最易進入:“涮時選北京人稱的‘后腦’,也就是羊脖子上的肉,肥瘦相間,好像有沁色的羊脂玉,用筷子夾入微滾的水中(開水會致肉滯),一涮,再一涮,掛血絲,夾出蘸料,入口即化。”蘸料成分被逐一羅列,每一味都有精準要求。至于更加挖空心思的吃法,諸如云南的“狗腸糯米”和“烤鵝掌”,已經由“活法”升至“兵法”級別了。

 


 

       “吃”不僅關聯文化史、地域史,更是貫穿個體的生命史。在筆記小說集《遍地風流》中,有不少關于“吃”的生命故事。《抻面》里,抻得一手好面的鐵良在手藝活里行仁義,當初借錢給他學手藝的恩人,在去刑場的路上,吃到了鐵良做的龍須面。鐵良道:“他就是要我抻頭發絲兒面,我也得抻出來。”《豆腐》里,孫福做過一戰的俘虜,給德國兵和法國兵做過豆腐,回國后正逢五四運動,繼續做他的豆腐。任憑風云變幻,豆腐才是永恒的主角。“家里人最后一次聽懂孫福說的話是,給我弄口豆腐渣。”《大胃》里,放牛人因為連續吃了二十四碗面條被戲謔為“大胃”,卻拒絕了城里管糧庫的好差事,原因是離不開他的牛。“吃”與生存,與仁義互相撕扯,生活里的諸般命題,由此顯山露水、延展萬端。

 

       說到底,不管寫多少“吃”的故事,阿城都是從最具體的吃穿用度去理解人,同時也能在其中感受到超越性的、人之為人的精神追求。《棋王》一語道破:“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于其中,終于還不太像人。”食物不僅抵達腸胃,也關乎頭腦與心靈,阿城最關心的是什么在喂養我們的頭腦?


       阿城喜歡用“吃”來比喻接受文化的過程。他有一個論斷:“只吃一種肉是危險的”——“我吃羊肉,豬肉,也吃牛肉,我不忌口……只吃一種肉是危險的……隨著你的閱讀,學習,接觸的面越來越廣的時候,人家發現你可能性格都變了。為什么?讀得越多的時候越不尖銳,讀得越少的時候越尖銳”。其中溫柔謙和的“保守”立場,涉及阿城“要文化,不要武化”的思想基點。阿城自己就是學問上的“雜食動物”,意在借此軟化偏激的鋒芒,用文化的包容性去制約人類的攻擊本能。阿城與此相關的另一論斷依舊借“吃”譬喻,他認為“文化不是味精”。文化不是可要可不要的附加性配料,而是“吃”的食物本身。“吃”進去,目的是“化”入脾胃,春風化雨地滲透到血液中,從而有約束地處理人世間的諸種往來應對。

 

       阿城自述要“老老實實地面對人生,在中國誠實地生活”。這些關于“吃”的豐富展開,大抵便是誠實生活的結果。從具體的“吃”,到抽象地攝取文化,舌尖上的故事涉及個人生存,亦關乎文化道統。以“吃”為關注點,可以打碎玄虛概念的藩籬,深深地浸潤于人間煙火。唐諾說:“他(阿城)總要把抽象的學問拿回來,放入他趣味盎然的世界好好涮過。”跟著阿城涮過一遭,舌尖況味應當會豐富許多,細膩許多吧!

 

 

 


 


作家阿城簡介

 

       阿城,原名鐘阿城,1949年于清明節出生在北京,籍貫為四川江津,中國當代作家。

 

       據說阿城十二三歲時就遍覽了曹雪芹、羅貫中、施耐庵、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等中外名家的著作。中學還未結束文革便開始,高一時學業中斷,下放山西插隊,并開始學畫。為到草原寫生,到內蒙古插隊,后去云南建設兵團農場落戶。在云南期間,結識畫家范曾并成莫逆之交。文革結束后經范曾推薦,《世界圖書》破格錄用阿城為編輯。1979年回到北京后,曾在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東方造型藝術中心、中華國際技術開發總公司工作(現旅居國外)。1979年后,阿城曾協助父親鐘惦棐先生撰寫《電影美學》。從馬克思的《資本論》、黑格爾《美學》到中國的《 易經》、儒學、道家、禪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阿城在與父親的切磋研討、耳濡目染中,博古通今,為其此后創作風格的形成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1984年發表處女作《棋王》,引發關注,震驚文壇,并獲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說選刊》評選優秀作品獎和1983—1984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此后又有作品接連問世,并寫有雜論《文化制約著人類》。發表的小說集《棋王》,包括《棋王》、《樹王》、《孩子王》和六短篇小說《會餐》、《樹樁》、《周轉》、《臥鋪》、《傻子》、《迷路》。1985年發表理論文章《文化制約著人類》,1990年代后移居美國,繼續有作品發表。

 


 

       阿城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圍,透露出濃厚雋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關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學玄思,關心人類的生存方式,表現傳統文化的現時積淀。

 

      《棋王》表現出阿城的哲學觀念:“普遍認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準低下的貧民階層看來,也許是物質上升了一級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為常常是歷史的縮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種被迫的情況下,煥發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復歸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過的行為所驚嚇,因此,從個人來說,常常是從零開始,復歸為零,而歷史由此便進一步。”
   


      《棋王》講的是下象棋的故事,“棋王”是個走街串巷的“游蕩青年”,他的唯一愛好就是下象棋,從他奇遇師傅,到后來懸棋決戰——就是在墻上畫一個大棋盤,把棋子用繩子懸著,兩個下棋的高手都不看棋盤,所謂下盲棋,說棋以后由中間人去拉繩子走棋,看懸棋的是旁邊圍觀的眾人。

 


 

       《棋王》小說中,以遠赴云南邊境“上山下鄉”的一群“知青”為主人公,勾畫了他們在非常環境里的人生經歷。主人公王一生是其中的一員。他天性柔弱,面對粗糙喧囂的社會環境,其惟一的“定力”只能來自自身內部精神的平衡。這是一個典型的“隱于市”的“大隱”之人:既不遠離世俗生活,又不沉溺于俗世環境。在作品中,政治事件和社會矛盾被淡化了,“知青生活”和“文革背景 ”或許并不是小說中人物生存和活動的全部環境和依,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才真正影響到了王一生們的為人處世乃至精神世界:老莊哲學中的淡泊寧靜、 無為而為、身處俗世、不恥世俗的“超脫境界”,或許正是王一生們夢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小說所要建立的文化立場。

 

      《棋王》對人的理解,體現出的是形神兼備的審美理想。從哲學的高度來說,作品中表現的是身心平衡的傳統觀念。在故事層面上,本文主要敘述的是“吃”和“弈”。作為小說的基本內容,“吃 ”寫的是身,“弈”寫的是心,這兩者的關系在本文的第一層表現是“身先而心后”。第一節,作品寫“我”在火車上遇到王一生,交談離開城市到農場插隊的目的,就離開了當時的世俗定見而直插生命層次的需要:王一生不是受時代思潮影響去接受再教育,他去農場插隊,說到底是為了謀生。因為他沒有了父母,中學畢業后又沒有工作,在城里混飯吃不容易。在這個敘事層面上的王一生去農場插隊主要是為了“吃”。因此作品里關于吃的描寫和議論,都顯得十分精彩。當知青們認出了王一生,把外邊的傳言說給他聽:“ 據說你下棋可以不吃飯?”王一生搖搖頭,回答他們:“我可不是這樣。”“一天不吃飯,棋路都亂。”這說明了王一生所認識的求生的重要性。

 


         王一生的人物形象: 作者目的不在“以文傳棋”,而在“以棋寫人 ”。王一生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一個普通人,他整個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個“窮”字來概括 。他是一個癡癡迷迷的棋呆子,棋對王一生來說,是一種平凡而實在的人生態度。愛棋、下棋,他謙虛、坦誠、執著、善良、剛毅,有著持身謹嚴的人品。處紛亂世間又保持著內心的平靜與自由,既有道家的超脫與曠達,又有儒家的執著與堅定,“平凡之中有悲壯,平凡之中有陽剛",含蓄而深沉地表現了民族文化所 孕育的堅韌不拔的生命力量。


       作品影響: 1980年代中期,中國文壇上興起了一股“文化尋根”的 熱潮,作家們開始致力于對傳統意識、民族文化心理的挖 掘,他們的創作被稱為“尋根文學”。《棋王》是阿城的 處女作,1984年發表于《上海文學》,一時引得文壇矚目 ,人人爭睹為快。后來登陸臺灣,讓臺灣讀者和文學界對 大陸文學刮目相看,甚至掀起一股“大陸熱”。“尋根文 學”大興是在1985年之后,阿城可謂發其先聲。《棋王》 被譽為“尋根文學”的扛鼎之作,發表雖早,但文字簡勁 ,結構精巧,氣度超逸,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邁于流派之外的內涵與趣味。汪曾祺先生曾說:“讀了阿城的小說,我覺得,這樣的小說我寫不出來。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寫不出來。這樣就增加了一篇新的小說,給小說的這個概念帶進了一點新的東西。”

 

       作品評論: 《棋王》是立足于以莊禪為代表的古典本體論哲學的文化視角,借知青生活這一具體的生命現象為媒介,來探討特殊年代里的理想人格與人生境界。作品以中國傳統文化所體 現出來的那種內在精神自由的描寫,達到了對一個造成物質貧困的痛苦時代的超越,在肯定精神存在的永恒價值的同時,高揚了人的主體精神。作品體現出的是一種自然之道的沖淡之美,恬淡無為和心神玄遠的審美感受,從審美創造主體的角度說,《棋王》追求的哲學意識、人生態度與審美情趣暗含一體的表現模式,可謂是古代莊禪美學精神在當代小說創作中的成功再現。

 


       藝術特色及價值成就:在觀照方式上,作品表現出的是一種滌除玄鑒、澄懷 味象的審美選擇。清除內心先在的概念,使之靜潔清明, 以便對世界觀照得更真實;摒棄內心雜念,以澄澈的心懷 體味觀賞客觀的自然物象,從中得到審美的享受和愉悅。 這一命題在實質上體現了老莊的美學觀念。講“澄懷”, 作為審美活動中主體的審美心理狀態,也就是要做到“滌 除玄鑒”,去除一切塵世的俗念,超脫于一切功利得失的 考慮之上,保持一種“虛以待物”的心境。說到底,即是 古代文論所講的靜觀默察的體驗方式。

 

       在理解方式上,作品體現出的是一種形神兼具、天人合一的敘事建構。從本質上講,人們對世界的觀照和理解,不可能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而只能是一個從有到結構的把握過程。也就是說,任何一種觀照方式都是在觀照前就存在的。西方理論家把此視為人的認識的“前結構”,也即主體能 動地觀察認識世界的條件特征。在審美活動和認識活動中之 所以存在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現象,其原因就在于這種 先在的文化心理和認知結構的不同。大到一個民族、一個群體,小到一個派別、一個個體,這種文化心理結構都存在著相對的獨立性。它是認識的先在條件而又對人的審美過程起 到直接的制約作用。


 

        (注:作家阿城簡介是編者綜合材料而成)

 

 
 

 

 

(責任編輯: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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