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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茂松:中國以何種價值觀屹立于世界

時間:2020-02-25 19:27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謝茂松 點擊:
何謂文化?文化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可見“器”就是生活方式,背后的“道”就是文化價值觀,道器一體而不可分。

 


 


       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讓一些西方人士一時難以適應、情緒復雜,一方面他們需要中國的市場與資金,搭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另一方面其心理不甚平衡,又懷揣種種疑慮,擔心中國會在他們引以為傲的科技、軍事等領域超越他們。

 

       中華民族的復興如旭日東升,它在世界上最終展現出的應該是怎樣的形象呢?是在富強基礎上規模更為宏遠的文明復興。《易傳》所謂“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光明連續不斷而普照四方,代表著“正道”,今日中國的發展正具有“正道”意義。中國最終要展現于天下的是其文化價值觀。歷史上周邊國家為中國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作為“禮儀之邦”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就內部而言,也正在于“禮義”的文化價值觀維系從而能化育人心、性情,可久可大。

 


 

       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學術界開始從價值觀的角度來解釋亞洲國家經濟騰飛的動力。所謂亞洲價值觀包括重視勤儉、教育、組織、紀律、長遠利益等,但1997年的一場金融危機又讓西方反過來質疑亞洲價值觀的有效性。西方向來以成敗論英雄,所以今天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又令歷史文化與價值觀重新成為西方解釋中國的重要框架。但中國經濟的成功其實有超越西方經濟學對于將人作為“經濟人”假設的層面,如果不能深刻理解這一點,那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根本上還是對于西方“經濟人”的效仿。


      
何謂文化?文化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可見“器”就是生活方式,背后的“道”就是文化價值觀,道器一體而不可分。

 


 

       既然中國人理解的文化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就不是虛浮難懂的概念。比如中國老百姓都熟悉的“仁義”二字。仁者愛人,但愛有基礎、有先后順序,《論語》說孝悌為仁之本,從愛最近的親人開始,再擴展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擴展為天下一家甚至與萬物為一體。家庭、家族而不是原子式的個人,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

 

       孝不止于生前,不止于親身接觸的親人,還有對于去世親人、祖宗的終身祭祀。魯迅的小說《祝福》就描述了傳統中國人春節時包括祭祖在內的各種祭祀。在筆者的家鄉,人們在大年三十下午都要急著趕回家殺公雞祭祖,這是一年里的頭等大事。《禮記》中有不少文字生動地描繪了先民在祭祀時“祭如在,如神在”的真切而深厚的情感,《詩經》中很多詩篇都與包括祭祖在內的各種祭祀有關。不只是祭祀自己的祖先,還祭祀歷代有功、有德于國家、民眾者,祭祀人類所取用的自然界萬物,如天地、川澤、山林等等。中華文化的本質為禮文化,從政治、國家治理的角度,稱為“禮治”;從教化、社會治理的角度則稱為“禮教”。中華禮文化供奉、祭祀“天地君親師”,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的凝聚。對于歷代祖先的祭祀,意味著共同體不止于可見的現世,而是與逝去者也建立永恒的、超越的聯系,這超越了功利主義。報恩于天地的文化價值觀,同樣也超越了環保主義背后的功利主義。德國思想家舍勒批判資本主義精神,設想新時代的使命是建立“協調的時代”,中國的禮文化正是要造就各方面的協調。

 


 

       我們的孔子學院對外可以好好講講禮文化及其價值觀。中國經濟的奇跡不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的重復,中國人不是老葛朗臺式的“經濟人”。我們在春運中看到中國人對于家庭和家鄉的珍重;看到中國人一如既往地為了兒女后代的教育、幸福而作出犧牲;看到子女對于父母的回報。筆者曾在陜西西安城墻上聽到華縣“碗碗腔”中的《劈山救母》,為之一震。詢問演唱者,告知華縣當地人至今仍喜歡聽戲,紅白喜事常請戲,一唱就是七八個小時,連著幾天。這些都是禮文化在現代的延續,是中國人的價值觀所在,也是中華文明作為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之根本所在。

 

       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還體現在日常生活及其儀式感中。我們小時候吃飯時,大人會先盛一碗米飯放桌上,這是給祖宗的。小孩上桌吃飯都有固定的位置,這是長幼的秩序所在,不是什么等級制。大人教小孩夾菜要夾跟前的菜而不要夾遠的、不好夠的菜,好吃的更不能多夾,米飯不能掉桌上。這些都是禮文化中的“禮讓”價值觀滲透于生活的點滴,從小在生活中、小事中不自覺地養成的“讓”,成年進入社會后則能擴充為在社會、單位中的“禮讓”。這與個人在事業上的自強不息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對舍勒所批評的資本主義冷靜計算的克服。

 


 

       最后要說到文明的精神品質中最為精微的性情層面。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中華文明重詩教,《詩經》時代,詩、樂往往是一體的,詩教的意義在于養成人溫柔敦厚的性情。《詩經》中“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道出了中國人的性情,出征離別充滿憂傷,但面對的景色卻是春天的楊柳依依;遠征回來充滿喜悅,但面對的景色卻是雨雪霏霏。詩中情與景的反差體現的是中國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情感,而不是直情直性。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堅韌而持久,與中國人溫柔敦厚的性情關系很深。

 

       那么我們又該如何推動海外理解中國的價值觀,盡可能地消除外界對于中國的誤解、疑慮呢?筆者認為可以分高、中、低三個層次來談。低者,就是上面討論到的中國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道器合一,在生活方式中體現出價值觀。中者,即是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道德,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于資本主義的克服與超越。高者,則是這一整套“中庸”、中道制度背后一以貫之的“正道”,即文化價值觀,這一套文化價值觀作用于每個中國人的心中。

 

      在討論文化傳播的時候,許多人會把重點放在產業化和商業化上。孔子說“成于樂”,樂影響人的“血氣和平”而移風易俗。我們談文化,不能動輒是文化產業,而要從治理之最精微層面來理解,今天還遠沒有達到這個層次。

 


 


    
   (作者謝茂松是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

 

(責任編輯: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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